旭的共享空间

    今天翻看读库0905，读到荆方的《我是六零后（续）》时，一图一文甚是不错，讲了许许多多六七十年代很多大家熟知的事情，看露天电影、制作番茄酱等都一直延续到我这个年龄段人的童年生活中。不过在这众多小故事里让我感到汗颜的是原来打鸡血也是那个年代的故事。在我的印象当中一直以为这是港台鬼片里的名词，是什么法师用来给耸人壮胆用的方法呢。汗！
    于是赶快在网上查查这打鸡血的来由，先是找到这么一段文字：
    据传，这是1965年流行于某省“上层社会”一种的时髦。其“缘起”是，某国民党“中将”军医被我公安机关抓获判了死刑，行刑前献出这个“秘方”以求自 保。称，其疗效可以强身健体，延年益寿，治愈百病；在台湾的蒋介石就靠鸡血活着。不但当地行政首长依法办理，还有一帮效仿的下属。文革中该首长被批斗，在 催逼追问下坦白了打鸡血的事情。于是被当作“延年益寿，抢班夺权，复辟资本主义”的罪行，深揭狠批，并印上传单，广为流传。造成了打鸡血的大流行。
    接着又找到这么一篇描述，文革时期席卷全国的“打鸡血疗法”。大概的意思是一个上海的医生发明了这种疗法，在自己、家人和他们家的小兔子以及他的一些病人身上进行了实验，觉得效果不错，但是得不到相关部门的认可。此人采用多种方法进行宣传他的这种治病良方，还要成立中央鸡血研究会，调他到京做“高深的鸡血疗法的研究工作”。上面这个故事据说就是此君编出来推广他的鸡血疗法的一个故事，颇有今天电视购物广告的风范。
    查完这些资料之后，让我很汗颜，离我不过二三十年前的事情，我为什么根本就不知晓呢？感叹我的无知也感叹我们历史课本里那少的可怜的现代史。
    历史如此发生，你想回避也是无法回避的。更何况我们的前辈所进行过的这样的探索，你不让后人知道，电视购物广告就敢拿这些我们已经吃过亏的法子，再来骗人。
    读史使人明智，还要能不能读到真实的历史！

在可能的情况下，每天都会看凤凰卫视的锵锵三人行节目。梁文道这个名字，也是从这个节目中才知道的。我不是一个很爱做功课的人，对于梁老师的背景和书籍也没有什么深入的了解，仅从电视节目中表现出来的对问题的思考角度和深度，都不是大陆的媒体人所能表达出来的。我想这可以从两个角度来做分析，大陆没有像香港那么开放的环境来孕育出这样的人物，即便是有这样的人物在大陆的媒体也没有办法立足。

所以，当我知道有一个类似读书会的活动会有梁文道出现时，我的心里第一时刻的想法——见见活的“梁文道”。今天兴冲冲地跑了很远过去，但是由于其它嘉宾的拙劣表现，让我看到的不过是大学里面一次专题讲座水平的party，也让我之前想描述现场环境的想法烟消云散了。

还是把话题回到活的“梁文道”上来吧，我在扪心自问为什么我会这么冲动想见这么一个人呢？是猎奇吗？是时髦吗？是为了和别人吹牛吗？如果说一点都没有，那可能真的是哄鬼。但是真正驱使我的原动力在于何方呢？或许是我们这一代人成长在一个没有大师的年代，或许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的几代人都生活在一个没有大师的年代。不记得在那里看到过这样一句话，“蒋介石当年带走的不仅仅是百分之九十的黄金储备，而且有百分之九十的人才。”我不知道这句话是真是假，但是从常理上讲应该是八九不离十。再加上建国后，我们一系列运动所造成的人才浪费，不能不说我们已经很缺很缺人了。

再加上“现代中国人”，之所以给这么一个称谓，是因为我一直很怀疑生活在当今中国这片土地上的这一批中国人是否能真正称之为文化传承意义上的中国人，一旦成为个教授什么的就不再愿意给本科生上课，更不要说评上院士了。且不说这些所谓这个那个，真正有些什么水平，但是只要戴上这么一顶帽子就开始他们的官大爷生活了。从这一点上来看，倒是对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官本位思想的一种更深刻、更升华的表演。也就是我们常常看到的一种中国式的职位描述方式，调研员、秘书、巡视员甚至大学，前面要写正处级还是正厅级甚或是副部级，就像是贴标签一样，生怕别人不知道自己的级别。具有了这样级别的人，若想你是个小民百姓想接触他们那是谈何容易，因为你和他们根本不是一个级别。

在民国时期一些大家都曾有过普通教书匠生活。钱穆，做过十年小学教师；朱自清，也教过春晖中学；鲁迅回到浙江两级师范学堂任教。我想曾经聆听过他们教诲并可以和他们日夜相处的学生才能感受到真正意义上“活”的东西吧。

                                                  2009年11月14日   于北京

今天早上开始，“暴走妈妈”的故事在各种媒体上广泛报道，腾讯网上更是有网友要征集9999个祝福给这个妈妈。当然我无意对这个母亲个体做任何的点评，我们把这个事情抽象出来看。那就是我们的母亲当初为什么不能是健康的呢？

如果母亲是健康的，儿子是不是就不需要等这七个月了呢？需要等到妈妈的脂肪肝好了，才进行移植，当然说这话的意思不是说母亲理应捐肝救子。我们把命题模糊一些或许可以抛开一些感情的因素而更加接近问题的本质。如果一个挚爱的亲人必须需要你捐献个器官或者骨髓之类的东西才能延续生命，我们告诉他的答案：“我愿意，但是你得等我先暴走七个月后”。

我想这样描述应该比较接近我想讨论的问题的本质，就是我们中国人常常是有了问题、麻烦，才开始让自己向着解决它的方向努力，而不愿意“时刻准备着”。只有“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刻”，我们才如之何。也就是说，当没有什么事情发生的时候，日子一天天过的时候，我们并没有利用这大把的时光来进行准备。

先回到健康或者医疗这个问题上来说，如果这个妈妈平时能为了自己的健康每天走个三四公里，也就不会得脂肪肝，也无需在这七个月里暴走了。不过这位母亲甚至更多的中国妈妈可能在儿子得这个病需要捐献肝脏之前，可能压根就不知道什么脂肪肝这个名词，还以为自己活的好好的，健健康康的。为什么呢？天天过的很好啊！哪里也不疼。我亲眼目睹了两位祖辈都是被送进医院的时候都已经是癌症晚期的无奈局面。而我们的医保制度里面，健康体检迟迟无法纳入报销范围，也就是说如果一个人为了保证自己的健康做体检，医保不管，只有到你生病了、住院了，这才成为医保的范围。真不知道医疗保险的设计者如何进行的思考。任何疾病不是在早期最容易治疗吗？

我们不希望再看到第二个“暴走妈妈”或者“暴走儿子”，我们希望国家或者民众从这件事情上看到健康的重要性，从平日的一点一滴做起，扎扎实实做好全民健身工作，让天下更多的母亲知道自己的身体有没有病，平时该如何锻炼身体，拥有一个健康的体魄。我们希望看到公园里多一些怡然自得的健身锻炼的妈妈，别看到为了病榻上的亲人临时补习的暴走一族。

强健的体魄是强健的人格的基本载体，一个国家的国民如果没有健康的体魄有何谈健全的人格呢？为了家人，为了自己，为了国家，每一个小民百姓快乐健身吧。为了子民的健康，国家也应该从制度设计的层面来鼓励大家健身。

说到这里，我更希望“暴走妈妈”在出院之后，继续“暴走”，成为我们全民健身的形象大使，也是个不错的选择。

                                                               2009年11月4日     于北京

最近上海的“钓鱼”事件搞的沸沸扬扬，央视介入调查之后，网民群起而攻之，浦东区政府不得不出面进行道歉。事件的核心人物孙中介也是名声大震，于是网上开始流传一个著名的段子：千万别惹姓孙的。

日前，上海‘钓鱼执法’惹了孙中界，结果……

数年前，广州收容打死了孙志刚，结果……

百年前，清王朝惹了孙中山，结果……

两千多年前的战国时代，庞涓惹了孙膑，结果……

很久很久以前，玉皇大帝惹了孙悟空，结果……

结论，千万别惹姓孙的！

昨晚，凤凰卫视的锵锵三人行也把此事作为专题来讨论，虽然三人从不同的角度对这个问题进行了解读，但是我总觉得没有从这件事上追求到问题的最为本质的点。

我们来看看徐子东老师的这段话：“这个是最关键的、典型的侵犯人权，就是说他错在哪个地方？他错在假设你私家车开车，你没有权利让一个陌生的人上你的车，其实这是你的权利。假如你收钱，这是你的错，他卡关应该卡在收钱这步，假如一个陌生人上了你的车，坐了你的车，最后你收钱了，那你是不可以。你偶然一次，我们可以原谅。如果你是经常性的，那就是黑车。”

这段话在我看来表达了这样一个意思，只要收钱就是错了，即便是一次我们可以原谅，但本质上你就是错了，经常性的更成了问题。道理听起来似乎没错，但是仔细想想如果以此为标准，我们现在所有的过春节拼车回老家，住在远郊区的人每天的拼车上班似乎都成了黑车之列，再说的广一点，几个朋友开车出去玩，大家减免了开车人的饭钱，是不是也有了黑车之嫌呢？

其实，我觉得所谓黑车是应该定义为没有取得所谓的经营牌照而又进行商业运营的车辆并且车主以此为生。特别是要以以此为谋生手段作为判断的依据，这才是真正的定义。仅仅是一次或者几次拉人收钱，降低自己回家的路费成本或者赚取一个零花钱，这本是非常正常，甚至应该大力鼓励的事情，说不定会成为我们解决交通拥堵的一个好的方法。一辆汽车上只坐一个人和坐多个人的运力差是可想而知的，当然这个问题有点远了。

回到问题的本质上来，我们常常将一些规定就认为是正确的，或者把我们天天说天天见的东西就通过习以为常的办法认为是真理，其实在我们身边充斥了很多让人感觉荒谬的真理，而我们善良的国民却天天以此作为自己的准则，被这些官老爷们欺压。

孙中山先生训政的观点，在中国现阶段仍然有其正面的意义，对于中国这样一个没有经过文艺复兴式变革的国家，百姓需要对很多问题有一个训导的过程，训导的不仅仅是真理本身，更重要的是追寻真理的愿望和认识真理的方法。

 

                                                               2009年11月4日     于北京